我从未见过我的姥姥。

     有关于姥姥的一切，都只是散落在母亲偶尔感伤想说起的时候，也很少听她主动提起。她总说：“是个人都说你姥姥人品好，可唯独就是对我不好。她太傻了，把最大方、最善解人意的一面都给了外人。”说起这，她语气里带着一丝陈年的委屈。那些往事于她而言像是一个上了锁的匣子，压箱底太久，可匣子本身，却从未被真正打开、抚平过。

     母亲算是远嫁。事实上，在我的印象中她很少专程赶回老家为姥姥烧纸。故乡对她而言，是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是汇款时熟悉的卡号，是平日里寄去的包裹，却很少回到那片熟悉的地方。

     犹记得我上中学时，有一天下晚自习回家，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默默流泪，我连忙问起怎么了，她轻声说：“这些天，街上到处都是烧纸的人，我也怕她在那边过得不好，”她便独自一人去买了纸钱，找了一处空地，悄悄地给姥姥捎去了思念。说完这些话，她哭得不能自已。那是她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与姥姥对话。现在想来，母亲心里那些遗憾和未能尽到的孝心，早已想找个突破口了。

     清明节近了，我说：“妈，趁这个假期，我陪你回家给姥姥烧烧纸吧。我也想看望一下那个素未谋面的人，甚至到现在连姥姥的照片都没有见过。”母亲还是犹豫着摇了摇头，说上班呢顾不上。其实前几天她就给舅舅打过了电话，联系到镇上的超市买好了花束和纸钱。我不太理解。明明可以回去看看，却宁愿买很多东西寄回去。那些关于故乡的事情，总是通过一通通电话，托付给舅舅去操办。来回拉扯间，母亲又讲起了关于姥姥的故事。

     第一段故事是关于姥姥离开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她是喝药走了。姥姥走的时候，母亲还在上海打工，得知消息辗转赶车回去也没见到姥姥最后一面。舅舅一直说，姥姥临终之前一直喃喃：“给小云（妈妈的小名）留了东西……”，却始终没有说出来藏在哪里，他们翻遍了家里的各个角落，什么也没找到。母亲说只有她一猜就知道在哪。

     就在姥姥常穿的那件旧棉袄里。夹层的缝线被小心拆开过，又密密地缝了回去，里面藏着几百块钱，是姥姥一点一点攒下来的所有积蓄。母亲每每说起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眼眶总是湿润着，这是被她的母亲笨拙地爱着最坚定的证明。我听着心里也会发紧——原来这世上有一种默契，不需要猜，便什么都懂了。

     第二段故事，更久远一些。

     有一回姥爷惹姥姥生了气，姥姥一气之下夺门而出要走回娘家。她没有骑车，就那么不吃不喝地走了不知多少里路。后来姥爷天黑沿路去找，发现时已经昏迷在路边的菜地里，人已经饿晕了。听说姥姥的娘家人对她也不太好，她不敢回家。可她就是那样要强，那样嘴硬，宁愿倒在半路上，也不肯回头说一句软话。母亲总说，大概正是这样的性子，让她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日积月累，将自己结束在那个年轻的年纪，什么福都没享上。

     我静静地听着，以前我总觉得，母亲是恨姥姥的。恨她重男轻女，恨她在舅舅结婚以后总让女儿承担家里的家务，恨她从未对她温柔的说过话。现在想来那不过是那个时代落在姥姥身上的烙印——她自己从未被好好爱过，她没有学会更好的方式去表达爱，那些沉默又有失偏颇的付出，可能就是给出的全部温柔。但我不能说姥姥不爱母亲，也不能说母亲不想姥姥。

     母亲自己，何尝不是另一个版本的要强呢？她每天辛勤工作，却依然节衣缩食了一辈子，精打细算着每一分钱。回老家来回一趟的成本、请假影响的工资和时间……她算得太清楚了，所以还是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她不是不想回去。她只是把那份想念，藏进了频繁打去的电话里、托付中，藏进了那些寄回老家的衣物和食品中——就像当年姥姥把钱缝进衣服的夹层一样，藏得妥帖，不轻易示人。

     快到清明了，我想姥姥的墓前应该长满了青草，是否还夹杂着几株野花在风中摇曳，我想我该回去看看。不是为了完成什么所谓的使命，只是想站在那个素未谋面的人面前，静静地陪她待一会，和她说说话。然后告诉母亲——你看，我来了。替你看看她，也会替她好好爱着你。（王 琦 作者单位：唐安煤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