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有利则有争，有争则有斗，有斗则有伤，有伤则有败。就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关键时刻，我们国家的两个巨头顶起牛来，主角自然是“煤老大”和“电老大 ”。两方面都是叫苦不迭，申诉自己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如意，结果令国家发改委的调停也变得苍白无力，毫无作用。那么这场煤电之争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因为什么原因闹得如此沸沸扬扬，这争过之后又将会是一幅怎样的“壮观画面”？一切的疑问，还要从前面说起……
何时之争？
由于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制约，我国的煤炭属于国有资产，并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自由流通，煤炭的价格也是要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统一调配下形成。电力行业同样如此，没有人能够任意改变其发展、市场价格等参数，这些都是国家资产，所以决定权自然是在国家相关权力机关的手里。那么现在轰轰烈烈的煤电之争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作为两大支柱产业，煤电之间的纠结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初，为使煤炭行业走出亏损困境，国家决定用三年的时间，逐步放开除电煤之外的煤炭价格，使得煤炭价格在1993年之后逐步上涨，并在2001年实现行业扭亏为盈。煤炭价格的市场化，纾困了煤炭企业，但有关重点电煤合同指导价的政策，又为如今的“煤电纠结”埋下了祸根。在每年的煤炭订货会上，重点电企的电煤合同价，需要在国家指导下进行协商。2001年，国家取消了电煤指导价，但是在每年的煤炭订货会上仍会发布协调价，“无形的手”仍在发挥作用。
在煤炭逐渐市场化的同时，电力企业却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理由是电力企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其价格变动对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影响较大。当然，政府并不是没有看到“市场煤计划电”的矛盾局面，因此在2004年出台了煤电联动的政策，规定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者超过5%，电价也应作相应的调整。但事实证明，对于政府出面的重点合同指导价，煤企和电企打心底里都不愿意接受。
对于煤企来说，他们的电煤一旦进入重点合同之列，价格就会受到限制，而不能按照市场化定价。与此同时，对于电企来说，重点合同指导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他们的利润空间。而先前被电力企业寄予厚望的煤电联动的效果也在逐渐弱化。所谓的煤电联动，最后往往是煤价上调而电价难调的结局。
第一次煤电联动是2005年5月1日，鉴于煤价的上涨，销售电价提高了2.52分钱，涨幅约为8%。但随后的11月份，在煤价涨幅满足联动的情况下，电价却没动。
第二次煤电联动是在2006年6月份，从此以后，煤电联动就进入“一步慢，步步慢”局面，2006年至今，电价的变动一直滞后于煤价上涨。
历史遗留问题，使得每年的煤炭订货会更似一场拉锯战，煤电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互不相让，僵持不下。而这次严重的顶牛事件起源于2008年 12月20日-27日，在福州召开的2009年全国煤炭产运需衔接合同汇总会上，大唐集团等五大电力公司结成煤炭价格同盟，未与全国供煤企业签订分毫合同。此轮价格博弈中，电力公司期望电煤价格每吨下降50元，以减少亏损，而煤炭企业则希望价格在2008年的基础上价格每吨上升80元；而此时一个事件，又把整出戏推向了另一个高潮。2009年4月份，华能国电董事长曹培玺表示，华能的底线是希望合同煤价不高于去年水平。同时，五大发电集团开始批量购买国外煤炭。而且还准备在近期召开一个国际性的大型煤炭订货会，以寻求稳定的国外煤炭资源。
时间就是金钱，这场煤企和电企的争斗更能全面形象地说明这句话的含义。
何故之争？
煤电“顶牛”，说到底是长期以来“计划电”、“市场煤”两种不同价格体制相互抵触的产物。众所周知，在我国作为下游终端产品的电价处于国家管制之下，而上游的煤价则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对于电力企业来说，由于电价不得随意变动，当煤炭价格出现波动，无法及时地通过价格调整消解上涨的成本，只能寄望于降低煤炭价格；而对于煤炭企业来说，本身采煤的成本就相当高，为了保障电企的用煤和效益，又一直执行价格“双轨制”，重点合同煤价格和市场煤价格分开计算，压力非常大，当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时，其涨价的冲动不可避免。在这两种无法保持同步的价格体系中，双方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加之受当前经济形势影响，整体用电量下降，电企的态度较以往强硬，在煤炭价格上出现“顶牛”也就毫不奇怪了。
细究起来，所谓的电煤矛盾中还存在着运输不能保障的因素。而煤电行业的多头、交叉管理格局，注定“煤电难题”最终还需国务院出面摆平。煤电“顶牛”，矛盾似乎始终纠缠在两个行业之间，焦点在于价格，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除了煤电企业之间的直接矛盾之外，还有另外两层关系交织其中。
一层关系是铁路和港口。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蔡国雄表示，多年来，煤炭企业一直实行的是“以运定产”和“以存定产”的生产策略，通俗说法就是：每年煤矿产多少煤，取决于铁路能运出去多少和港口的库存量。因此，电煤矛盾乍看是价格矛盾，但细究起来，所谓的电煤矛盾中还存在着运输不能保障的因素。
另一层关系就是主管部门。“目前我国并没有一个部门专职管理煤炭和电力企业，由于煤电行业与多个部门利益相关，导致各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均对这两个行业进行管理，出现监管范围和职责交叉的局面。这种多头管理的体制一方面存在管理盲区，另一方面出现问题又相互推诿监管责任。一年一度的煤炭订货呈现的多头管理、交叉管理，就涉及到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三个部门、国家电监会、铁道部、交通部、国资委和地方政府等。”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表示，对于“ 煤电难题”，应当由一个绝对的权威部门进行协调，指定哪个部门负责哪些具体的事情，最好由国务院出面。
从以往的经验看，每当煤电之间发生冲突时，总是先吵个不可开交，然后相关政府部门出面协调，最后双方偃旗息鼓，这似乎成了一套固定模式。始自去年的煤电之争，现在仍是无法打破僵局：煤企坚持限产保价，而电企则以购买进口煤“作为有益的补充”相抗衡，双方吵吵嚷嚷，似乎永远谈不拢一个都能接受的价格。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似乎又很有默契，尽管合同没有签下来，价格没有谈妥，但神华、中煤等国有煤企仍正常发煤。至于价格，则以日后谈妥的为标准。当然，电力企业也在照常发电。看来，断煤与停电的担忧与紧张，是不必有的。
纵观历年的“明争暗斗”，似乎是什么原因，两个“老大”更清楚一些。
何果之争？
争斗，就会产生胜利和失败。那么，把眼光放到煤电之争上，谁又是胜者，谁又是败者呢？其实，在这场漫长的“冷战”中，大家的焦点是在价格上和解决问题的主角上。
煤炭涨价，电力企业就要拿钱去埋煤炭涨价的单，可是电力行业的涨价迟迟不见，难免让电力企业有些眼红。2002年至今电煤价格已累计上涨了 2-3倍，而同期电价只提高了不到40%，电价“该涨而未涨”，有政府控价的因素。所以，电企倒逼政府部门不得不出面协调煤电价格，但效果好像不太理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发电的企业？政府部门出面协调，在如今的情况下似乎并没有起到良好的作用，相反，倒是为两家延长“战斗”提供了底气。“顶牛”期间，作为五大电力集团和主要煤炭企业神华集团及中煤集团的主管部门，国资委也曾试图协调煤电之争。2009年3月25日，国资委宣布大唐集团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调整后，大唐集团主业除电力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及相关专业技术服务外，增加了与电力相关的煤炭资源开发生产。此举意味着国资委试图以推进电力央企煤电一体化的方式来缓解当下胶着的煤电矛盾，但终因煤电双方固执己见无果而终。没有强有力的解决措施，自然会发展成更为恶劣的后果。
由政府以制定电煤合同指导价的方式进行协调，固然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平息煤电的冲突，却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市场永远都在变化，煤炭又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价格上涨是一个长期趋势，总靠政府出面解决问题，无法阻止煤电“顶牛”的周期性发作。况且从长远来看，一味对上游的能源产品价格进行“指导 ”，不仅有违煤炭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还会阻碍正常价格信号的传递，无论是对于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节约，都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煤炭出口4543万吨，煤炭进口4040万吨，净进口503万吨，而今年进口量明显增加，一季度我国进口煤炭1359万吨，同比增长20.1%，出口煤炭738万吨，同比下降27.6%，两者相抵净进口621万吨。数据表明，中国的煤炭进口量在增长。另外，在日前结束的首届海外煤炭洽谈采购会上，国内五大电力集团和多数地方电力集团纷纷到场，与海外煤炭生产商和贸易商进行了首次大范围沟通。多数海外煤企在发言中强调其生产能力、组织货源能力和物流能力，特别是强调其产品规格多、质量好，希望长期结盟中国电力企业。可是最终的结果是一单未签。
所有这些新闻事件背后有一个敏感的事实：本应在年初敲定的2009年重点电煤合同，由于煤电双方谈判胶着一直没有最终签订，而国内发电企业纷纷扩大了煤炭进口。通俗来说，就是放着自己的好东西不要，偏偏要花大价钱从国外进口。其中利弊想必两位“国有老大”是心里有数，作为掌管国企的掌门人，也自然清楚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所以，争吵之后，势必还要回到一张桌子上，静下心来谈一谈解决之法。
何解之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说，“不论是政府干预，还是铁路掣肘，回归到核心问题上都是体制性障碍。”他指出，由于行政管理体制之间条块分割，处于这两个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各有各的婆婆，两者之间向对方产业链延伸时都会遇到管理体制的障碍，双方都难以进入对方。而行业管理体制的分割也导致了行业分割，致使两个行业之间始终难以形成契约关系。另外，两者的市场化程度不同。煤炭行业经过几轮调整，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了基于市场的价格机制；电力则是垂直垄断行业，实行强管制准入和强管制价格。此外，在市场结构方面，煤炭行业生产集中度不高，企业过于分散，竞争比较充分；而电力行业是一个天然垄断的行业。两个行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对等地位。“依靠政府协调和干预维系两个行业关系的做法，不仅难度越来越大，甚至有瓦解的危险”。
煤炭涨价对电力企业影响很大，上调电价又会对经济带来影响，而不上调电价则会加大电力企业的经营困难。煤炭成本占发电成本的60%到70%，煤炭涨价对电力企业影响很大，上调电价又会对整个经济带来影响，而不上调电价则会加大电力企业的经营困难。宏观政策的两难选择是如何把影响降到最低。在煤价方面，如果政府不能直接干预煤价，那就只能降低煤炭运输成本，或者增加煤炭产能，使煤炭供应相对宽松。由于铁路垄断和运力紧张，中国的煤炭运费一直居高不下。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有生表示，对于“计划电”与“市场煤”之间的体制问题，煤已经实现市场化，就不会再回到“ 计划”的老路，所以只能在“计划电”方面做文章。而电价与经济民生密切相关，现在实行市场化条件还不成熟，电价波动会影响经济平稳发展，只有在社会发展到能够承受这种“波动”的时候才能放开。目前，对“煤电之争”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完善“煤电联动”机制。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分析，“煤电联动原本要求煤价上升5%，连续6个月就要联动，而去年的情况是煤价上升了50%，电价还没有变化。”煤电价格联动可以参考目前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规定联动周期，以2-3个月为一个联动周期，价格能上能下，同时把联动的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林伯强坚持认为如果连煤电联动都不愿意的话，那改革就更难推行，因为所有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涉到价格。要理顺煤电关系，先要联动起来。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在目前实行“计划电”的背景下，应该考虑实行煤炭交易长期协议制。如果发电企业可以从电力用户那里获得长期协议，会自然而然地将权益和责任延伸传递到煤炭和运输企业，实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如果煤炭企业拥有20年-30年的长期供煤协议，并被承诺每年根据通货膨胀指数对价格进行调整，煤炭企业和矿主们就会加大安全投入，控制超产，确保自己的长期利益。而现在，煤电企业之间缺乏的正是这样一个长期协议机制。如果要实施长期协议，就必须由国务院出面协调煤电领域各个主管部门。
破解煤电矛盾，从根本上讲要靠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实行科学合理、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但在市场经济体系发育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电企和煤企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切实履行起社会责任。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为保增长促发展多做贡献。政府部门也要行动起来，发挥作用，引导和帮助煤企和电企早日携起手来，共克时艰。
如今明争暗斗的煤电顶牛局面已经形成，不管煤企的原因，还是电企的责任，关键还是在于市场、计划两条路，离间了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国家放开对计划的约束，也就对市场放松了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放松时相对而言。或许市场化，不是解决煤电之争的唯一办法，但是，不管是从经济学理论来说，还是从市场经济现状来说，靠市场化来解决煤电之争，确实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
来源：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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